揭阳“旺旺”事件：我为什么一个月后更愤怒

揭阳“旺旺”事件发生快一个月了，我一直没有讲这事。不是因为没态度，而是因为太愤怒。

那段视频，我几次点开，又几次关掉，到现在都没能完整看完。

结果一个月过去了，我越来越愤怒，已经不只因为虐狗事件。

我和三个猫儿子一起生活，两只17岁，一只9岁。他们会卖萌，会害怕，会疼，会依赖人，不舒服的时候会躲起来。

看到旺旺和她的几只幼崽遭遇的事情，我看到的不是抽象的几条“流浪狗”。

我会想到自家的猫儿子。

所以我担心自己被情绪裹挟，把几个未成年人甚至他们的家人，直接比作无可救药的恶魔。

虐狗事件中，并不是普通的“孩子淘气”。他们持续制造痛苦，面对挣扎没有停止，在施暴过程中嬉笑，最后还拍摄、传播。这暴露出严重的共情能力缺失和暴力侵害风险——虐待动物，是儿童品行问题的极大危险信号。

我不是要给这几个小孩贴上终身标签——他们还没有成年，人格还在形成，还有改善的可能——所以就更必须立刻进行专业评估、持续矫治和长期追踪。

当地通报称，四人已经被送往专门学校教育。但我到现在仍然不知道： 四个人是否已经实际入校？ 是否有心理状态、攻击性和暴力风险评估？ 事件中谁是主导者，谁是跟随者？还是四人都主动参与？ 他们要怎样矫治，持续多久？ 家庭和监护环境有没有调查？ 矫治结束出来后，有没有机构继续跟进？

我不需要知道他们的姓名、住址和家庭信息。保护未成年人隐私，是应该的。但是隐私保护，不等于隐私化审理、决策、处置过程。把小孩的身份藏起来可以，但是不能把该负的责任也藏起来。

更重要的是，这件事对普通人造成的伤害，也远不只是“看了一段不舒服的视频”。

施暴的过程是漫长的，并且期间是拍摄、嬉笑和传播。有共情能力的人看到这些画面时，感受到的不是抽象的“狗死了”，而是疼痛、无助和恐惧。我甚至不需要看完整段视频。那些已经看到的片段，会自己留在脑子里。

猫儿子在我的枕边睡着，而我则许多次不寒而栗：如果他们落到这样的人手里呢？

屏幕是虚拟的，这种心理冲击不是。

如果是采取合理的二次伤害预防措施，阻止原始虐杀视频继续传播，或打码、设置警告，阻止未成年人个人资料被公开，这些我是认可的。

但是官方通报使用的不是“不要传播血腥视频和个人信息”，而是笼统地要求我们“不要传播相关信息”。紧接着，是国内平台上的相关内容不断消失，讨论难以深入，追问无法进行。

这行为本身，就构成了二次伤害：

第一次伤害，是四个弱小生命在漫长的痛苦中死去。

第二次伤害，是普通人受到心理冲击后，天然的会想要了解真相、确认处置、共商防范，然而却失去了表达、讨论的空间。

没有公众讨论，就只能由掌握话语权的人单方面提供真相，而“单方面”这个词，本身就是一种伤害。

普通人失去的也不只是发泄愤怒的通道。我们失去的，是核验事实、监督处置、整理痛苦、抚平创伤，以及籍由此事而推动制度改变的渠道。

如果连这样一个，具有广泛道德共识、政治敏感度不高的议题，都容不下公开讨论，那么普通人如你我，还能通过什么方式影响法律和政策？

孙志刚事件，曾经走通过这条路。

2003年，经过媒体调查、法学界介入和公众的持续追问，孙志刚事件最终推动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。这让后来进城打工的“北漂”和“农民工”们受益至今，也曾经让人相信，中国仍然存在渐进改良的可能。

一个普通人的遭遇，可以被公开体察观照；一群普通人的愤怒，可以推进为公共问题；而公共问题，最终能进入政策和法律议程。

旺旺事件让我感到寒冷。孙志刚事件中，公众舆论把一个人的死亡推向制度改良；旺旺事件中，处置机制首先在处置的，却是公众舆论本身。

我47岁了，经历过很多次希望与失望。

我仍然愿意相信，哪怕体制与国策走向难以撼动，但至少在一些与权力、利益关系不大的事情上，普通人持续发声，专业人士介入，媒体跟进追问，制度总还有可能往前走一步。

现在这种期待越来越显得奢侈。

反虐待动物立法保护的其实不只是动物，它保护的是一条最低限度的文明边界：任何人都不能把故意制造痛苦当成娱乐；未成年人越界也必须有及时干预；普通人看到这种残忍时，有权要求事实、责任和制度回应。

它保护动物免受无必要的痛苦，也保护普通老百姓如你我，不必生活在一个可以公开表演残忍，却无法表达共情的社会里。

自称“文明古国”的中国，到今天还没有一部反虐待动物法。

而普通人，正在失去推动这样一部法律进入公共议程的能力。

被伤害的不只是旺旺和她的幼崽，还有我对生命的同情，对规则的信任，以及对这个社会仍然能够缓慢改良的一点期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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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文至此，还是想衷心祝愿：

愿世间有情众生，皆得安宁喜乐；不因贫穷失去尊严，不因禁锢失去自由，不受残忍与冷漠之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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