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9年的警校：抽一支烟，到处分只用了六小时

1999年，大一，我和十多个同学一起去北京的火山迪吧，看崔健演唱会。

一群十八九岁的年轻人，脸红脖子粗地跟着唱、跳、吼、喝酒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大概是我对这群同学最好的记忆。

因为没过半年，很多东西就变了。

我读的是警校，当时毕业还有工作分配。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广州这些地方当然人人都想去，而实际上分配到哪里，取决于“综合排序”。——这个排序主要看的，不是学习成绩。

党员、政治表现、所谓“政治素养”，以及领导和辅导员怎么看你，都很重要。

于是同班同学从入学开始，就不但是同学，同时也是竞争对手。

别人政治成绩低一点，你的相对排名就高一点，于是同学们机关算尽，各出奇谋。送礼、讨好领导、结盟、排挤、拉踩，甚至告密，都是效果很好的竞争手段。

到大三的时候，这种气氛已经很“白色恐怖”。

我们是军事化管理，晚上22:30准时熄灯。

某一天凌晨0:30，我偷偷爬起来到宿舍对门的公共卫生间抽了一支烟。

第二天早上6:30出操，辅导员当众宣布了这件事，给了我一个警告处分。

——抽烟到处分，六个小时。

——那时候没有摄像头，半夜谁去过对门厕所，只有同宿舍的人知道。

甚至我也知道是谁告的密。因为宿舍里除我之外的人，已经分成了不同的小阵营。告密我的是一边，和他对立的另一边，又有人偷偷跑来告诉我：就是他。

大学剩下的一年多时间里，我什么都没说。

一直到大四毕业前的散伙饭，都喝多了酒，我借着酒劲打了他一顿，揍得挺狠。

所以我的“大学生活”，可能跟绝大多数人那种快乐和温情的回忆，不太一样。

我的政治抑郁，大概也是从那几年就已经开始了。